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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环境污染税”背后的简单经济学-郑州小程序开发

梦之网科技2019-09-28行业动态

在吃饭面前,环保总是摆在后面。但是,环境出了问题,吃饭也会成问题。猪瘟、蝗灾、鼠疫、极端气候、地质灾害,都是自然对人类的反噬。自然,才是人类的“圣君”,在无形地支配着一切。


反过来,环保亦不可“主义”,过度环保、盲目环保反过来也会杀伤市场效率。这些年,环保整治之劲风,把散养猪圈、国五汽车、高耗能工厂吹跑了。


有人认为,国五已经够了,国六标准超过了欧盟标准,我们似乎有些“奢侈”了。今年,中国汽车业断崖式下跌,或与强补贴新能源、淘汰国五推国六不无关系。


如今,环保之风转变,清洁能源技术行业陷入困境。所以,“金山银山”与“绿水青山”并不容易协同。


如何做到政策稳定,科学养猪,既环保养殖,又有肉吃?


如何做到汽车排放标准合理升级,步子不至于迈得太大?


如何做到人类与自然共生,交给政府、市场,或是其它?


一、庇古税制:政府该做什么


经济学本质上,是在与自然承载极限展开一场资源配置效率的边际赛跑。


在自然中性状态下,经济效率越高,资源承载能力越强。


环境污染是一种行为,也是一种商品。受到污染的河流、土地、空气以及得了非洲猪瘟的猪肉,是一种厌恶品。既然是一种厌恶品,你不购买、不消费,不就可以吗?


比如,没有人会购买受污染的矿泉水、食品、衣服以及瘟疫猪肉。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的力量。


不过,英国经济学家阿瑟·塞西尔·庇古不这么认为。在庇古时代(1877-1959),欧洲大城市如伦敦、曼切斯特、巴黎、柏林、法兰克福市中心工厂遍布、乌烟瘴气、污染严重,甚至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河流。


庇古将环境污染问题,定义为经济外部性。所谓外部性,简单理解就是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的影响。这是庇古和他的老师马歇尔共同提出的概念。


比如,工厂排污造成农田、河水污染,这就给农田、河水带来额外的成本,这属于负外部性。一头猪得了非洲猪瘟,然后传染给其它猪场,导致大面积生猪死亡。这也属于外部性。


环境污染是一种厌恶品,但它常常是一种厌恶的公共用品。农田或许是私人所有的,但是被污染的河水、空气往往都是公共的,属于公共用品。


又如,被猪瘟污染的猪肉是私人厌恶品,但是非洲猪瘟这种传染病,却是公共的厌恶品。我们甚至无法知道,非洲猪瘟来自哪里,谁家的猪场传染而来的,无法找到协商、赔偿的对象,难以按市场的原则来处理。


这种被污染的公共资源,最终沦为“公地悲剧”。


只要有污染的存在,就意味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相等。比如,工厂排污污染了空气,说明工厂的私人企业主占了社会的便宜,他没有为排污支付应有的成本。


庇古认为,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相等,意味着经济效率下降和社会福利损失。


因为不为污染支付应有的成本,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——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”(弗里德曼语)


一切经济行为皆有代价,有代价才有经济核算,有经济核算才有创造动力。


为什么要惩罚犯罪行为?犯罪意味着增加了社会成本,给他人带来破坏性。若不惩罚犯罪,就像不让环境污染付出代价一样,罪犯会一直犯罪,持续增加社会成本,而不具有建设性。


一家工厂污染水源,增加了社会成本,若不为此付出成本,这家工厂会一直坚持这种低效、高能耗的粗放型生产方式,如此产能和效率则无法提升,给社会带来损失。


如果污染不用付出代价,那么社会生产效率会持续走低,资源使用率越来越低,最终环境与经济都面临崩溃。


非洲猪瘟就是典型案例。非洲猪瘟若不控制,传染给其它猪场,虽然自己工厂也遭受损失,但是社会成本也大幅度增加。因为不知道病原体来自哪里,不知道谁传染给谁,非洲猪瘟病原变成了一种厌恶的公共品,社会损失极大却找不到私人赔偿。


又如,中国江西赣南地区是世界脐橙产业基地之一,其脐橙种植面积世界第一,年产量世界第三。但是,近些年由于疾病防控不好,大量园区出现了一种毁灭性病害——黄龙病。


这种病分布在全球50多个国家,具有极强传染性,难以根治,只能防御。如今,赣南脐橙如这次猪瘟一样遭遇大面积病害传染,不少产区全园覆没,当地果农损失惨重。


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、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·斯特恩,经过一年主持完成并发布影响巨大的《斯特恩报告》。


这份长达700页的报告指出: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,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。


文章关键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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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
环境污染税